王傳林：中華文明生發初期的數思維及哲學建構

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天數、人身與政制：董仲舒數哲學探究”負責人、曲阜師范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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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結繩記數”到“書契刻數”，從“文字記數”到“算籌記數”，遠古先民的數思維逐漸從形象走向抽象，逐漸從符號走向邏輯。數思維是古代先民從數與數度之維認知天地萬物的一種思維范式，其中貫穿著認識論、宇宙論和價值論的理論路向與歷史邏輯。宇宙無窮，盈虛有數。數是超越的、理念的，又是具體的、量化的；從數繹出數目，數與數目成為遠古先民鑿開混沌、認識自然和宇宙的范式與工具。

觀物象類，以數繹理

從觀物比類至觀象取數，古代數思維的認知向度與邏輯理路漸次呈現；從觀物識數至以數繹理，古代數思維由直觀、感性與具象躍向思辨、理性與抽象。其中，古人的觀象取數包括對自身身體的直觀以及周天化的比類和想象。從直觀、經驗到思辨、理性，古代數思維的生發經歷不同的時期，呈現出不同的理論樣式與理論特質。

數的出現與數目的運用成為古代先民從感性臆測躍向理性抽象的基本手段與憑依，從夏商時期的占卜至商周之際的筮數演算，人們通過數度思維祛除“巫魅”，喚醒抽象思維與理論理性。西周至春秋時期，人們通過觀察天地萬物之象而識得其中之數，將源于直觀與經驗的數、數量與數度推升到自然理性的高度并經由反思而賦予數以道之義，從而凸顯數的形上之義與思辨之義。觀一切可觀之物與可觀之象，從本象演繹出喻象與形容之象，從而偶其類、繹其數、比其德，更為深入地發現自然、洞察宇宙。數度之道，導人之行；無“數”則難以知之，無“數”則難以行之；人知數度便能理順事物，人知數度便能消解蔽患。

數為理念，量為尺度

數作為理念能夠穿越現象之迷霧直達本質，數目作為數的呈現是人們認知世界、身體、情感、道德與倫理的尺度。人們基于直觀與經驗，統合心知之數與物象之數而形成數的智識與理念，經由直觀、經驗、抽象與統合而創設寄寓特指的數度符號與數量尺度。天地氤氳，萬物混雜，人們以數與數目為理念與尺度，認知一切存在與天地萬物之秩序，從而理順生活、人倫、政治與社會之秩序。

上古時期，先民通過結繩記事生發數度思維，通過觀測日月星辰形成歷數觀念。春秋戰國時期，《老子》的“一生二”與《周易》的“兩儀生四象”已經觸及數列以及基于數之生成向度而展開的數的宇宙生成論，《管子》的“九九之數”與“輕重之數”較為系統地反映出當時人們的倍數與乘數思想。同時，人們通過截管為律，吹以考聲，三分損益，弦上求律，形成清晰的律數與分數觀念。從天一、地二推衍出奇數為陽、偶數為陰，形成融貫天地陰陽之數的奇偶觀念，使得奇偶之數不僅充滿自然理性，而且流溢出人文價值與詩性特質。秦漢時期，人們以“聲為律，身為度”，通過天人比數、天政比數、物人比數而認知自然世界，建構意義世界與價值世界。

數為本根，道立于一

“數”蘊含本根之義。從自然之維看，數是自然的謀劃，數是自然萬物之本質規定性的映現。特別是在商周時期的人們眼中，數蘊含的本質規定性、規律性是自然的謀劃、天道的呈現。

古人以數言道，寄道于數字；由一至十，數字成為言說自然理性、道德理性、倫理理性與政制理性的最為基本的語言符號。一為本原，數起于一。《老子》曰“道生一”，《周易·系辭上》曰“天一”，《莊子·齊物論》曰“道通為一”，《黃帝內經·玉版論要》曰“道在于一”，《淮南子·天文訓》曰“道始于一”，《說文解字·一部》曰“一：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等，皆見“一”具有本原、生成、秩序、道、常、善等意涵。其實，古人洞見“一”之本體、始基之義的同時亦洞見“十”之美滿、全備之義，提出“一也者，萬物之本也”“數始于一，終于十”，并且視“五”為中數，形成崇中尚五的價值理念。數為本根，道立于一；數即道，道即數；道在萬物中呈現，數在量度中綻放。數與數目的涌現使得天地萬物擺脫混沌與無序，使得天地萬物呈現本質與真相。換言之，數之本根性的發現為古人有規律地揭橥自然與宇宙的本質和真相開辟出新路徑，反映出古人認知自然與宇宙的深度，折射出古人的思辨能力、價值思維與邏輯思維。

數蘊知識，數育技藝

“數是知識底對象”，數蘊含知識與技藝。數作為知識，源于上古日常生活生產經驗，是古人對天地萬物的本質規定性與規律性的數度化凝結。

數作為知識，具有經驗性、理論性、技藝性、職業性、傳授性等基本特性，《周禮》所列大卜、筮人、樂師、司徒等職官印證此義。從占卜到蓍數、筮算，數之技藝性、職業性與傳授性漸次顯現。從五聲到八音，音律之數作為天地萬物之數的一種獨特呈現，將音律知識與音律技藝統合起來。于儒家“六藝”之“數”和傳授儒家“六藝”之“數”而言，數蘊知識，數育技藝。只是，數作為知識與數作為教育技藝是迥然不同的，前者強調實證、純思與抽象，后者強調理解、融合與塑造。數作為知識呈現的是理論、理性與客觀，數作為技藝呈現的是感性與理性的結合，是技能的純熟度、技藝的藝術性與藝術的綻放度。盡管數作為知識與技藝是可傳授的，但是數作為本質規定性與技藝之道卻是難以傳授的；孟子所言“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與輪扁所說“得之于手而應之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于其間”便是明證。另外，比較來看，先秦儒家的“六藝”(禮、樂、射、御、書、數)與古希臘的“四藝”(天文、音樂、幾何、算術)小異而大同，只是與畢達哥拉斯學派走向數學、幾何學與哲學略有不同，先秦儒家走向知識、技藝與倫理學。

取法自然，致數之用

遠古先民面對日漸紛繁的日常生活生產急需解決之道，結繩記事的出現映現出一種原始而樸素的數思維與數哲學的萌蘗，呈現出清晰的實踐價值向度。

商周時期，古代先民從數與數目中洞見自然理性與天地精神并演繹出道德理性與倫理理性，同時賦予數與數目以道德意蘊與倫理位格。因而，他們眼中的數與數目所承載和呈現的既有自然理性，又有價值理性；其中，自然理性是價值理性的本根，價值理性通過道德理性、倫理理性與制度理性而體現。其實，數與數目的發現與運用不僅燭照古人消解“巫魅”的歷史進程，而且映現古人哲學思維從感性臆測躍向理性抽象的發展歷程。《周易·系辭上》曰“極數知來”“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下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節卦·象傳》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說卦》曰(圣人)“參天兩地而倚數”。圣人窮極天地萬物之數而以數理與數目演繹自然理性、規律與秩序并將其推擴到日常生活之中，使之成為人道與王道的價值本源。西漢醇儒董仲舒所言“仁義制度之數，盡取之天”與“古之圣人，因天數之所止，以為數紀”，闡明的便是從天數推演人道與王道的價值邏輯理路。而且，古人認為“天下之物，無不用數者”，主張取法自然，致數之用。例如，秦初并天下，統一度量衡，“數以六為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為步，乘六馬”。顯然，在古人眼中，律度量衡皆根于數，而且數蘊含生成的本根性、數度的審美性與工具的實用性。

歷史地看，數思維萌蘗于遠古時期，生長于商周之際，繁盛于春秋戰國時期，發展于秦漢時期。從上古至西周再至東漢，數思維作為一種歷史悠久的思維范式，力圖通過數度化、數目化與系統化的理論運思將思維從混沌引向澄明，并力圖通過數度化、體系化與形上化的思維觸角探尋天地萬物、道德理性與政治法則及其內在關聯。隨之，數哲學作為一種歷史悠久的時代精神而涌現，并基于數度化、系統化與形上化的理性思維發展成將自然、身體、德性與政治相互融通的理論體系。其實，古代先民探究自然精神的本質、規律與呈現范式的同時，也揭橥自身精神的本質、規律與呈現范式。所以說，數哲學既是自然精神之學，也是人類精神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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